那位民工老乡，虽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发现，但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再获机会免费舀油泼辣子。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这一点，连德国警犬，英国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驯犬，都甘拜下风。狗鼻子虽然灵敏，但是不会存害人之心、怀噬人之意。有一天，忽然从牛棚里押我出去批斗，冠我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的滔天罪行，当时，我魂都吓掉了。即使我吃了豹子胆，心，有上梁山之志，敢萌落草之念，也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终于，我渐渐听明白了，真是教我欲哭无泪。当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改选》发表后，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批判过我，这就成了我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该万死的公诉状。
其实那时，此公尚不成气候，有嗅觉，未通天，离发达还远，何况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对起他来。但“文革”十年，是一个不由分说，批斗了再说的时代，无论如何，他现在是中央首长。中央首长十几年前就点名批判你，说明你是老反对派。打倒老反动派，何其理直气壮，何其大义凛然！台下口号声声，台上实行专政，按最高指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必是反革命分子痛苦之时，将我喷气式地架起，俯首撅腚，屁眼朝天，纵使你浑身长嘴，也是讲不清的。很明显，不知哪只鼻子，从我那三公斤的档案中嗅出来的。我才不信已经日理万机的姚文元，会对一个已成死狗的早年批判对象感兴趣。所以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进了恶狗村，呜呼哀哉，你只有不死也脱层皮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