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装得象法官一样的严肃，“一个象你这样出众的人材竟然作工吗？难道你和我一样有些特殊的理由，需要让手指忙着，免得头脑活动吗？”
“咱们只谈界墙的事罢。”她微笑着说。
我回答：“咱们谈的就是界墙的基础啊。我先得知道咱们的两种痛苦，或者说两种怪癖，究竟应当由哪方面让步……啊，多美的水仙花！跟今天这个天气一样清新！”
我敢说她的确布置了一个花卉与灌木的博物馆，只有阳光能进去参观；一切安排都显出艺术家的匠心，便是最冥顽不灵的屋主也不忍加以破坏。大簇的花，或是参差错落的分作几级，或者拼成一个个的花堆，用的都是莳花专家的手法，使你看了精神舒畅。隐僻幽静的园子发出阵阵清香，好比抚慰心灵的油膏，只会触发你恬适的思想，触发妩媚的，甚至艳丽的形象。这花园使你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性格留在一切事物上的无可形容的标记，只要我们的真性格不需要服从社会上种种不可少的虚伪。我一忽儿瞧瞧成堆的水仙，一忽儿瞧瞧伯爵夫人，为了扮演我的角色，还装作对她远不及对花那末爱好。
她说：“原来你是极喜欢花的？”
我回答：“只有它们才不会辜负我们的温情与爱护。”
接着我发表一大篇议论，把社会与植物作比较，慷慨激昂，简直和界墙问题离开十万八千里了，使伯爵夫人只能认为我是一个痛苦的，受伤的，大可哀怜的人。但过了半小时，我的邻居不知不觉又把我拉回到正题上；女人不动爱情的时候，头脑竟会跟老年的诉讼代理人一样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