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这句话,不等允许,忽然自己扭头就向大厅外走去。但只走了四步就站住了,似乎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轻轻地笑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大人,我就像那个乡下姑娘……你知道,她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人家拿着长袍和绸裙,让她站起来,预备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结婚。她却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这仿佛已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性……”
“您说这话是指什么?”首席法官严厉地问。
“就指这个。”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掏出一沓钞票。
“这是钱……就是原来放在那个信封里的,”他把头朝放物证的桌子点了点,“父亲就是为了它被杀死的。放在哪里?执达吏先生,请您交上去。”
执达吏收下那沓钞票,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笔钱怎么会到您手里的……假如这果真就是那笔钱的话?”首席法官惊异地说。
“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那个凶手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以前,我到他家里去过。杀死父亲的是他,不是我哥哥。是他杀死的,但是,是我叫他杀的……谁不希望父亲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