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然而，仁宗何以最终赞成废后之议？关键之一实乃台谏之介入。废后本是仁宗自己的家事，尽管在家天下的时代，皇帝家事即是国事，大臣僚佐皆可参与，但最终的主导者仍应是皇帝本人。台谏不仅累章论奏废后是失德之举，如此再三，反倒更刺激了仁宗的独尊意志。就仁宗来说，显然不愿刚摆脱太后的阴影，又重陷大臣的掣肘。事情发展至此，废后与否已非正题，仁宗欲藉此立威逞强，才是题中真意。与废后接踵而至的贬黜台谏，其意也在于此。尽管台谏大臣曾经力谏刘太后还政、为仁宗谋取一人独尊的权力，但他们同样想把仁宗纳于自己所代表的意理权威之下。这种局面，正是一人尊疆的尊王理念与公罪不可无的自我期许间存在着无可避免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