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走向世界。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浪潮，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规律的。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尽管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7]，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8]，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局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改变。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本意是为外国读者撰写的。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印刷了30多次，累计印数超过一百万册。但像这样“走向世界”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多见。时下，出版界都有“精品”意识，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些真正的历史著作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优秀遗产和今人的杰出论著。这是需要中国史学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携手合作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