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居沦陷区的史学家，陈垣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彰扬民族精神，鼓励人民坚持斗争。故而如果说作者上述几部宗教史考尚有一些隐讳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则直露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作者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在这部书中，陈垣对“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作了充分阐发，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仰以及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表达了著者毕生史学研究的境界与学术主题的重新确立，充分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爱国情怀。
抗战时期除“二陈”外，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者有相当一批人。史学界在抗战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集中在宋金、宋元之际及明清之交等异族入侵的特殊时期，如周远君1941年出版的《徽钦北徙录》，朱希祖1944年出版的《伪齐录校补》，张亮采1943年出版的《补辽史交聘表》，蒙思明1938年出版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萧明扬1941年出版的《明太祖平胡录》，吴重翰1939年出版的《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孟繁华1940年出版的《明代两浙倭寇》，陈之安1938年出版的《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祝实明1942年出版的《明季哀音录》，余宗音1937年出版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萧一山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钱亦石1938年出版的《中国怎样降到殖民地》，郑鹤声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史》，陈安仁194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等，作者们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感受，期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清理，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