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学，谓之“果同因异”（Plurality of 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缢，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杀头。又如热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电力。此诸因虽或根本相同，而自其显著者观之，则皆为果同而因异。至于社会之善恶，政治之良否，国家之存亡，其因尤繁复；而其显著之结果则或呈相似之点。若必谓中国之革命同于墨西哥之革命，俄国之革命同于美国之独立，则悖矣。以其然也同而其所以然则不必同也。
四）“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有所选择之谓取。取即今言举例也。尝见洪宪元年为帝政事通告各地一文，中言共和之政仅可行诸小国寡民，而不适于地大物博之国，因历举瑞士、法兰西及中美、南美诸小国为例，及至美国，则以“北美新邦独为例外”八个字轻轻放过。此正足为此条之例。盖吾人推论，往往易为私意成见所蔽。以故，每见肯定之例，则喜而举之；及见否定之例，则或阳为不见，或指为不关紧要之例外而忽之。故曰“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欲救正此弊，莫如举否定之例以反诘之。墨家论辩最重此点，故墨辩诸篇于此意不惮反复言之。《经说上》云：“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不然者即是否定之例。又《经说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亦上文“举不然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