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4年到1926年前后，可说是穆木天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思维极为活跃的时期，他陆续写了一些带有传统主义成分的诗作，如《江雪》《苏武》《心响》等，以及象征主义的《泪滴》《水飘》《薄光》《雨丝》《苍白的钟声》等。在诗歌理论方面他还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了《写实诗歌论》《法国文学的特质》《维尼及其诗歌》等论文。特别是1926年3月刊登在《创造月刊》上的《谭诗——给郭沫若的一封信》，更是穆木天诗论中的一篇力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是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之作，是穆木天在对“五四”之后的新诗作品进行了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对新诗歌的艺术特质和艺术美的问题进行的探索、思考和理论上的总结。
虽然穆木天一度沉溺在象征主义的世界中，但他心中的“世纪末的悲哀”和西方的“世纪末的悲哀”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与此同时，他又是主张国民文学的。即使是那本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旅心》集，穆木天也自认为其中“亦是隐含着亡国之泪”。在诗中他怀念着神州禹域光荣的历史，想象着苏武的坚贞、寂寞，呼喊着：“飘零的幽魂，几时能含住你的乳房？几时我能拥在你的怀中？啊！禹域！我的母亲。啊！神州，我的故乡。啊！几时能看见你流露春光？啊！几时能看见你杂花怒放？神州！禹域！朦胧的故乡！几时人能认识你灿烂的黄金的荣光。”面对着“异国的荣华”，他却魂系“故园的荒丘”。东京帝大毕业后，穆木天立即启程回国。临行前他把自己在创造社的工作交给了冯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