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社会的变迁，使部分学者、文人逐渐意识到，保守僵化的程朱理学已无力解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必须寻求新的思想出路。生活在明王朝由盛入衰时期的理学家薛瑄，首先从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反思，在坚持维护朱学“正统”的前提下，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批判改造或修正，在理学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朱熹的见解，公开亮出“从事于心学”[1]的旗号，主张以“正人心”特别是“正君心”来匡救时弊，振兴国运。他的理论主张给朱学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心学思潮的兴起产生了诱发、启迪的作用。[2]与之同时的吴与弼也颇有怀疑精神，并抨击宋末以来的笺注“率皆支离之说”，有害无益。他“兼采朱陆之长”[3]，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4]，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心原本具有的，读书为学，主要在于“反求吾心”，从而端发吾心固有之理。因此他主张在“思处”格物，特别是要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吴与弼的学生陈献章更从程朱理学转向陆九渊的心学，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强调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他认为，道或理，并不是独立于人心之外的客观精神实体，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若个人心即是天”[5]。在程朱理学那里，心具万理首先是指人心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其次是指人在禀气而生的同时所秉承的天理，即生而具有的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虽也具有生而有之的含义，但归根结底，是从心外秉受而来的。在陈献章那里，心具万理是指人心先天即具万理，无须从心外秉受，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认识本体，故“为学当求之心……此心学法门也”[6]。他的这种理论主张，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蕴涵着某些要求个性解放的因素。陈献章心学的形成，表明明代心学已由附会朱学发展到离朱入陆、自成一统的新阶段。明初以来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被打破。心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至王守仁时风靡天下，压倒朱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