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万言书里，康有为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他指出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来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要求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干的人才，鼓励人民发奋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准备长期抗战。同时又强调指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暂时应敌的办法，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那就必须进行“变法”，也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改革。
康有为提出要从“富国、养民、教民”三方面着手。“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清政府积极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另一方面要“务农、劝工、惠商”，也就是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开办学堂，设立报馆。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不通气，因此他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全国每十万户公举一个博古通今、直言敢谏的人做“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于太和门，根据大多数意见做出决定，付诸实行。这个办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意思。康有为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康有为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主张，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不根本推翻旧制度就想建立新社会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