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编年、纪传、实录三“体”,统率史学,表达了对史学的独立见解。他认为编年、纪传“各有所长”,但仍倾向于编年。他解释职官、仪注之书何以入于史类的原因。这些,构成了他对史类之书的整体认识。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论点,但必须承认他认识问题的方法确有高屋建瓴之势。
二是他从史学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必须给“史评”一定的地位。他写道:
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121]
晁公武能够根据史学发展趋势而变通目录书的分类,是很高明的。这段话很确切地表明,评论在宋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三是他在评论史家的思想和著作时,能够深入地分析史家所处的环境和遭际,如对司马迁、陈寿的评论,最能反映他的这种思想和方法。[122]他的分析或许难免有穿凿之处,但他的方法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高似孙的《史略》是一部目录书,也是一部论史学之要略的书,有鲜明的史学之简史的特色。同时,高似孙也有突出的史学批评意识。他自谓“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123],并在书中有所贯彻。《史略》卷四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赞、史草、史例、史目等并列;但它只是因旧史之名而分别胪列,故“史评”之下仅著录“王涛三国志序”和“徐爰三国志评”,足见其在史书分类上的思考远不及晁公武。《史略》卷一有“诸儒史议”一目,列举扬雄、班固以下20人对《史记》的评论,则是很典型地反映出高似孙对重要史书之批评史的重视。高似孙对唐人撰《隋书》及《五代史志》颇为推崇,他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