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絮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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