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景驹虽然人马比项梁多，但不是项梁的对手。项梁主动出击，只打了两仗，景驹的军队就被打败，景驹本人也没能逃过一死，时间大概是刘邦脱离景驹，在丰邑城下发呆的时候——这反映了刘邦这个人天生的政治警觉性非常高。他有可能事先已经意识到景驹这条船肯定会翻，所以才迫不及待地从景驹那里脱离。四百多年后，刘邦身上这种融入基因的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依然存在，一直遗传到他那个“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的后代刘备身上。
项梁解决了楚军的内部路线问题，又坐实了陈胜已死的消息，自然成为楚军实际上的领袖。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项梁在薛县 (今山东滕州市南)对楚系的所有反秦武装力量进行了改编，并接受了居鄛 (今安徽巢湖市东北)的老头儿范增的建议。范增指出陈胜之所以败亡，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本人过早地暴露自己称王称霸的野心，抛弃了“楚”这个有利的旗号。范增建议项梁现在应该重新把“楚”这个旗帜拾起来，继续使用。项梁于是派人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当时已经沦落为放羊娃的熊心，立他为楚王，并在盱台建都。为了让大家同仇敌忾，他依旧将新立的楚王熊心称为楚怀王，任命陈婴为楚国上柱国，而掌握楚军实际话语权的项梁则自封为武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