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奸臣名、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