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作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