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征购的价格往往很低，有时只及市价的1/3.如1942年，云南昆明市1市石谷子的市价为604元，但该省的征购价仅为190元，仅达市价的31.5%;成都该年的平均市价为379元，但四川省的征购价仅为150元，为市价的39.6%;贵阳该年平均市价为334.5元，贵州省的收购价仅为100元，只及29.9%。此外，征购粮食付款时又搞所谓“三七搭成”，即只付三成现金，其余七成付给没有兑现希望的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实际上等于剥夺。
对于征购的剥夺性质，民众看得很清楚。四川、贵州等地的民众代表提出了“废购增征”的建议，即将征购改为征借，农民不再要那无法兑现的券证，而要保留征借粮食的债权。1943年，四川省首先将征购改为征借。次年，各省全部改为征借。农民获得借粮票，作为借粮凭证。但实际上，这种债券也是空洞的，国民政府的还借只是一句空话。
通过田赋征实、征购或征借，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粮食。1941年，征实、征购的稻麦共5200万担，1942年增至8700万担，1944年达9500万担，约占土地产量的一半。这些粮食的获得，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基本需要，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征收过程中又有很多弊端，政府官员管理不善，贪污行为严重，农民苦不堪言。对普通农民而言，征粮成为抗战时期的一大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