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畸人—狂人的形象是“异象同体”，他们是同“意”统领下“象”的变形，是庄子自喻其志的寄托。大木的“不材”为了“不夭斧斤”，畸人的“支离”为了“终其天年”，接舆的“狂”为了“免刑”，都告知了庄子生活于乱世的处世哲学。据张远山考证，庄子生活在其母邦宋康王暴政下整整五十二年。[21] 由此联想到《人间世》中对暴虐的卫君的刻画：“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庄子而言“全生避害”的重要意义。
虽然这几个意象散落在内篇各章，母语是汉语的读者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相似的意念把它们联系起来，但对于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读者来说，对其作贯通的理解则存在相当困难。如果过分关注文本的形式逻辑，则容易忽略意象之间的情感联系。例如葛瑞汉的《人间世》译文首先调整了原文的形式，他把原文分成两个部分，颜回适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为太子师的几段文字为一个部分；有关大木的描写为另一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段落之间又以三点作为分隔不同寓言的标记，把匠人之齐、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支离疏、接舆对孔子歌等几个寓言分开，同时译文又有诗歌和散文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译文在形式上的区分会暗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的注意区别，而较少地关注到联系。葛瑞汉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阅读中直觉、想象、灵感的作用，而这些元素对于引发美感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