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内阁垮台及随后的陆徵祥组阁风波，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政治的若干重要特征。就形式而言，陆徵祥组阁得到国会多数票，具有法理依据。此后历北京政府时期，在多数情况下，西方民主形式——主要是国会制度得以保留，内阁必经国会通过方可成立尤为其主要表征。已经形成为实力集团的北洋系军人中的多数人比较多地受到传统文化影响，希望以名正言顺之身份获得社会认同与统治之法理依据，而在民国成立后，国会等等西方民主形式便成为他们可以利用为自己正名的工具。所谓“奉天承运”之中国统治旧传统，便通过国会这样的西方民主新形式得以扭曲表现。这也是北洋系军人在中央往往并不直接以枪杆子出面，而是不择手段争取国会同意多数票之缘由所在。但就内容而言，国会等西方民主形式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无论是组阁还是立法，国会最终无不屈服于北洋军人之压力，唐阁垮台及陆阁组建即其表征，武装实力在民国政治中的至高地位及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特定环境下之脆弱，自民国成立之日起即已表露无疑。因此，北洋派的意图在国会受阻——其后军警闹事向国会施压——最后胁迫国会通过于己有利之决议——从而在实际上操控北京政治，这样的政治路线图自唐阁垮台、陆阁告成后便成了北京政治之常态，而以军人闹事压迫文官退却，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遇有政争时屡试不爽的手段。陆徵祥组阁标志着革命派已经基本失去在北京政府中的权力，是北洋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权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官体制在军人武力压迫下的退缩，北洋系军人及其领军人物——袁世凯已成为北京政治的主宰。此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唯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革命党激进派戴季陶激愤而言：唐阁之倒“既为袁世凯逼之使倒”，陆阁之成“又为袁世凯逼之使成”，则“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之掌上物也。全国国民皆袁氏室中之陈设，园中之花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