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霖兄等之所以主张“偏离”或“反叛”，或因为他们带有较强的学术“忧患意识”，颇类当年新文化运动群贤因感觉到传统强大的压力而反传统。其实，当年新文化人眼中传统的压力有明显的虚悬想象（imaginary）意味。胡适曾将文学革命总结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而国语运动则是由清季官方（学部）倡导并经民初教育部极力推动的，在文学革命口号提出时正处于“上下一致”的全盛时期（两者目标本来接近）。后来北京政府先后于1920年和1923年明令各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采用国语（胡适已注意及此），但更年轻的茅盾在1924年却看到一年来“反动派却令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的现象。[20]他们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显然与其虚悬想象的压力有关，而类似的心态今日又在纪霖兄等人那里得到“再生”。拙见以为，“乾嘉传统”的优劣及其是否足以因应今日的学术需求是一回事，说它绝非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就我看来连支流都算不上）恐怕不算过分。纪霖兄等似可以释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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